结语：生生哲学存有三态论在21世纪的可能作用现代与现代化之后：生命哲学、存在主义、现象学运动及相关/当代的实存反思：迎向文明互鉴下的哲学交谈/体知生生、契入存在、启动觉性、迎向和平现代到现代化之后，从20世纪生命哲学（philosophy of life）的兴起，到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运动、现象学（phenomenology）运动的兴起，乃至目前风起云涌地检讨话语存在的问题，人类文明真是到了一个新文明轴心的时代了。

徐先生还提出，在荀子那里，善的标准乃是道，心认知的对象也是道，但道并不是产生于心，而是生于圣人或圣王，这样荀子实际突出的不是心，而是师法、权威，这与孟子强调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正如性恶论不能算是完整的人性论，性朴论也不能看作是一种人性论，荀子在《礼论》篇中提出过朴-伪论，而不是性朴论。

朴-伪论与性恶心善说是荀子在不同语境下，针对不同问题，对人性做出的不同观察和思考，其共同点是都认为人性包括了情性和知性两方面的内容，但在对情性、知性的理解和表述上，则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故没有必要将二者对立起来，更不必相互否定，而应通过考察荀子思想的历时性发展，探求二者的差异和联系，进而勾勒出荀子人性论动态发展的轨迹和线索。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三是对性恶心善说存在片面理解，将其与荀子关于人性的其他论述对立起来。人类关于礼义或道德原则的产生，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一是认为是神的启示。而荀子则在心的认识性的一面。

杨泽波教授在文章中介绍了这四篇文章的观点，但他主要关心的是笔者的荀子晚年定论说，而忽略了此文撰写的真正目的，是想说明荀子的人性论有一个历时性的发展，不可简单划一，更不可将一种观点套在《荀子》的三十二篇中。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徐先生确实对荀子的人性论有了新的认识和发现，弃旧说而立新论，甚至已经有了具体想法，可惜天不假年，徐先生回到台湾后不久，便于第二年（1982年）四月撒手人寰。在古希腊、古罗马神话中，也产生了类似中华早期的自然泛神主义观念，认为人是神所造的，但是西方早期神话很快转向了个人主义，例如古希腊神话中大量篇幅都是人是如何反抗神打败神的。

从治理体系角度，治理体系也相应按照治理对象和管理事项形成了相应的专业分工体系。《黄帝内经》总结治病有六术，砭、针、灸、药、按跷和导引。中华文化体系中最核心的概念就是天人一体的宇宙观和世界观，诚如钱穆先生所言， 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8]]这一观念认为，整个宇宙，人与自然，都是在一个统筹宏观，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整体之中的，所以称之为宇宙，如《文子·自然》所示，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又如《关尹子·宇》所言，无一物非天，无一物非命，无一物非神，无一物非玄，物既如此，人岂不然。复杂系统的根本特征就是组成成分数量庞大，内部关系机制复杂，呈现出模糊性、自组织性、不确定性、突变性等根本特质，从而难以用简单的线性分解组合的方式来进行刚性约束。

系统论出现后，迅速成为二十世纪推动中叶科学体系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与控制论，信息论被合称为老三论。工业社会形成的社会分工的长期化和职业化，必然形成围绕着知识视野和劳动分工角色形成的不同阶层、群团和利益群体。

进一步剖析以上提及的三宝五脏六腑二十经略等，可以发现中医三宝脏腑经略等都并非单一的物理器官，而是一整套各个器官协作的体系。如人遇到创伤后，血液流失则心衰，而对于心血管疾病，中医认为主要原因是气虚血淤，从而引发中风等疾病。所以贤人 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从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 （《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医在中华文化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在技术领域的一大集中体现。

中医治未病的方法无外乎三者，一是顺乎天地。在更加重视传统文化现代性价值的今天，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医治理思想所具有的前瞻性、系统性、辩证性等积极价值。真正要让社会做到天下大治，不治而治，就要从细微处做到明信守法。（一）公共治理体系是一个多层次多功能嵌套的复杂系统如同中医看待人体一样是宏观中观微观的多系统复合嵌套体系，公共治理体系同样也是类似的复杂系统。

从中医的视角来看，这就是治未病，[[25]]所以《黄帝内经》言，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这些治理思想，对于宏大的人类社会治理而言，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三）破解社会和治理分工悖论的关键在于系统观念、复杂治理促进系统整合显然，分工能够产生更高的社会运作效率是有一个基本前提的，即被人分划分的局部分工最终能够有效整合协同在一起从而形成分工细致而整体高效协作的完整体系。在理论方面，则以天地一体的宇宙系统观念为核心代表。

因此，根本性的天人合一的系统观念在西方早期并未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主流意识。尽可能地将管理职责明确化和细致化，同样在管理体系内部形成管理流程的分工重组，加快行政管理的专业化和效率。那么，对于社会和治理体系这样由人所构成的高度复杂的系统而言，要解决其有序运行，系统观念、协作机制和协同行动是非常重要的。清代程国彭《医学心悟》言，病有总要，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而已。现代科层官僚体制在制度不断完善的同时，也充分借鉴新的管理和科学技术的充分应用。理论上好的协作机制足以保障一个系统的有效运作，但实际上针对客观系统可以但对于人类系统则完全不行，根源也在于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类系统的每一个部分都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性和自由行动空间，足够庞大的人类系统在每个环节细微的行为偏差都足以累积巨大的宏观偏差。

在各种对于医学大家的记载中，其医治方式多样，甚至有故意气人呕血吐秽等方式。在实践方面，工程领域以治水的系统观为宏观的典型代表。

从基本观念和方法论来看，中医的整个体系完全建立在整体性的系统观念之上的，并且其视角不仅是一个系统，而是多层级多系统的嵌合。如心主血脉，指的是整个血管循环系统。

在辨明病症根源的同时，中医的治疗方式则同样采用辩证施治、复杂治理的方法。通过生产流程分工，极大降低个体掌握生产工艺的复杂度和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

而协作机制更多的是为了服从制度性安排而做的被迫行动。韦伯将其总结为官僚体制，并归纳出十大核心特点，包括根据专业性能力进入、遵守契约、严格服从上级、论绩晋升、可靠的收入保障等。根本上在于庞大的社会和治理系统是一个复杂系统，从而有别于依赖刚性机械连接和命令控制的工业系统。知识视野局限和技能狭窄势必会影响到下一代的家庭教育、职业选择和社交网络，从而将上一代的社会阶层固化到下一代。

中医在中华传统社会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既是治病救人的技术，同时也蕴含着重要的治理思想。[[10]]除了文化思想流派上对以道和天人观念的传承上，在中华古代的工程领域也处处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系统观念，这尤其表现在水利工程上。

而人体之患病，如同社会之问题一样，也来自于复杂的内外各种因素作用，而中国传统医学治病的过程，就是对一个复杂系统进行全面的诊治、调整、恢复、平衡的过程，强调要辩证审视、寻根问底、扶正祛邪、内外畅通、标本兼治。知识分子之间的学科划分和对立与资源争夺显然会进一步加剧整个社会知识体系的破碎化并遏止重要的基础学科的发展。

由此，可见工业流水线之所以没有出现分工悖论根本原因是始终在整体观念和全局视角来构建系统和形成分工。来自政治、经济、社会、技术、文化、环境、法律等各种内外部因素以及越来越具有流动性和多元性特征的社会主体规模增长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庞杂复合的治理共同体。

而在水平层面，各级专业的治理部门还要向本区域的治理分中心负责，从而形成了通常意义的条块之间的分割和矛盾。一切社会败坏也好，社会积弊也罢，根源都是在于违法而不纠，没有规矩，久而久之，小病成大病，小弊成大弊，最终导致社会秩序崩坏，治无可治。中医将人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有三宝五脏六腑二十经略等构成。在这一过程中，中西方的交流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真实的社会和治理系统而言，显然存在着主体众多，组成和运作机制复杂繁琐，包括政治、经济、文化、阶层、环境、心理、情绪乃至历史和预期等多种机制共同作用，形成了复杂竞合的生存和运作格局。再以典型的中药方剂为例，中药方剂的构成复杂，以君臣佐使的治国架构为治病体系，《神农本草经》言，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

这种治病思路本不被西医所接受，但近年来西医在面对复杂病症时候，也逐渐尝试采用复合药方联合用药的办法，可见中医系统复杂治理观念的先进性。[[6]]在管理技术方面，政府体系不断从工厂企业等社会生产经营前沿企业充分学习管理技术的变革，包括绩效考核激励、财务管理、管理生产信息系统等，从而补充完善了政府体系相应的管理技术。

水患问题一直是人类迄今为止所面临的大患，因此自人类形成以来，解决水患就成为与获取食物同等重要的涉及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关键问题之一，治水也成为社会运作的重大公共事项。这在如今的西方社会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社会中已经很少有社会底层出身的政治家和商业精英。